解放军将军张云逸:长征途中3次临危受命

解放军将军张云逸：长征途中3次临危受命

原标题：张云逸：长征途中3次临危受命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怡

80年前的10月，红军长征开始。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远征，行军过程艰苦卓绝，战斗故事可歌可泣，但是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却从未动摇。

1934年11月初，张云逸在粤赣边界的大庾岭迎接从瑞金出发西征转移的中央红军，顺利归队，跟着大部队纵横11个省份，翻雪山、过草地，行军2.5万里后到达延安，胜利完成长征。

翻阅《张云逸》画传、《张云逸传》等记录张云逸生平的书籍，总能见到在延安工作时期的张云逸的身影。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初，是他与原红七军战友在延安的合照，只见黑白照片中的张云逸个子不高，但英姿挺拔，自信满满。

“他处事沉着、稳健，能力出众，长征时一直担任军委副参谋长，被认为堪当大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翟清华说。

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他工作职责多次变化，带过先遣队、工兵营和后方收容队，3次临危受命，竭忠尽智，东西驰驱，尽职完成任务。在指挥乌江架桥工作中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表扬。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纪念日，记者采访张云逸长孙张晓龙以及《张云逸传》作者之一的军事研究员翟清华，讲述张云逸在长征中的峥嵘岁月。

离开130多天归队开始长征

张云逸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贫农家庭，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官至国民党少将。1926年，34岁的张云逸放弃少将身份，转投共产主义，跟着共产党走。

1934年10月10日，红军长征转移时，张云逸一接到中央红军的归队命令，立即率22人小分队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包围，与进抵大庚岭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合，张云逸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爷爷当时正在江西大余县和广东南雄县交界处的大庚岭里养病，在独自奋战130多个日日夜夜后终于归队。”张云逸的长孙张晓龙说。

归队不久，张云逸在红八军协助指挥部队，不久即担任了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翟清华说，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第一次临危受命。在作战部队中，只有能力非常全面，而且被信任的人才会被委任先遣调查工作，张云逸能够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先遣部队司令员，足可见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境内，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进行长征转移，准备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行军过程中遭遇国民党部队追击，导致红军大减员，湘江一战后，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加上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四周布下重兵，始终紧咬追击，红军已无法根据原有计划行军，需立即查明前方国民党军的虚实，选择兵力薄弱地区进行突破，保存战斗力。

负责先遣调查工作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调查到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兵力较为薄弱，并及时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根据情报，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决定避免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再次硬碰硬，后来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瓮中捉鳖。毛泽东这个决定使得红军避开了国民党军设下的埋伏，保住了主力部队，并把国民党军抛在了后面，得以喘息之机。

乌江架桥立功受毛泽东表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虽然前方没有重兵守候，但是红军面临前有乌江天险的堵截，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 个师距离红军也只有几天的路程，红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摆脱薛岳部的追击，即成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计划成败的关键。

贵州第一大河流乌江素有“乌江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当时，乌江的对岸有王家烈的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有国民党军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

中革军委决定将架桥协助部队渡河的重任交给了张云逸，要求他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再一次临危受命，张云逸深知任务艰巨，连夜率军委工兵营向江界河渡口赶进。

1935年1月2日晚，张云逸到达江界河渡口。此时，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如果红军不能顺利渡河，势必要和追兵背水一战，兵力损失在所难免。

张晓龙一直记得爷爷乌江架桥的故事，并为之自豪。“在架桥时，爷爷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长木棍做锚爪，制成石锚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桥体则用竹筏和门板架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浮桥时，亲自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感觉浮桥非常扎实，然后赞不绝口。”张晓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