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恳请人们原谅日本对亚太地区造成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悲伤”。在日本投降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感到“极其悔恨”,并进行了“诚挚的道歉”。
但没有哪位日本领导人的表现堪与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1970年的“华沙之跪”相媲美。当时,他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在韩国敬献花圈,并为日本在那里的殖民统治道歉。
其次,不知道安倍的全面认错是否会起到好作用,或许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国家道歉:国际政治中的道歉行为》一书的作者詹妮弗·林德驳斥了道歉是和解的必然组成部分的普遍说法。她指出,德国和法国早在德国为其纳粹暴行赔罪前就和好了。林德说,道歉在政治上是有风险的,有时候会在作出道歉的国家引发强烈反应。
日本就曾确确实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官方的道歉引发了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及其他极端主义分子的强烈否认,从而背离了当初的善意。
安倍的麻烦是,他任命了几个这样的人物担当要职,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同情心在哪里的质疑。2013年他参拜了靖国神社——14名甲级战犯及其他战争亡灵被供奉在这里,从而给了其批评者以口实。这使得中国和韩国将其描述为毫无悔意的军国主义者。
历史争论加剧了该地区相互对抗的民族主义行动,加剧了领土争端,妨碍了务实的外交解决办法。
在中国,反日情绪已成为中共的重要手段。将日本描述为毫无悔意使中国为其强军之路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威胁。安倍之所以对选民有吸引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家认为他会勇敢地对抗日本的强大邻国。他若下跪,北京和首尔当然很欢迎,但对于东京而言将是极其糟糕的。
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真正和解都很难实现,政客们通常必须被迫去做。一个共同的威胁将非常有帮助。欧洲的情况正是如此,冷战促进了关系的和解。
不幸的是,东亚的政治动机大都是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更加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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