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战争的得与失
《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然而,“9·11”事件使美国轻率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连续发动两场战争,持续10多年将庞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投送到远离本土的区域作战。
中亚反恐,确实击毙了基地恐怖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弱化了基地发展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能力。但以军事打击完全替代本应实施的综合手段,以莫须有的借口扩大战场(至伊拉克)替代原本可以进行的止戈修养,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道义基础、经济基础,最后在阿富汗内乱不止、恐怖组织蔓延等不宜撤军的情况下匆忙撤军,显露出美国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战术上成功、战略上失败”,已是不争事实。
美国反恐,只知“斩草”而不知“除根”。反恐,在更大程度上是人心之争、人力之争。反恐,更需要的是,去其土壤、减少仇恨、提升文明。所以西方媒体甚至决策者将击毙基地领导人当作战争成败的标志,是无法服众的。美国的中亚反恐战争,更像是“宁可误杀、不漏一人”。目标是砍倒大树,但大树未死,又新增埋怨与仇恨,为恐怖主义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同时美国还坚持反恐双重标准,以对自己有无威胁来进行区别化打击,甚至支持一些恐怖组织去损害别国利益。所以,美式反恐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越反越恐”,是美国反恐战争的残酷结果。
“心脏地带”的去与留
美国与西方的“去”,是因为中亚反恐已经成为一个“鸡肋”。撤军,并不是因为达成了反恐的主要目标,而是在“9·11”的盛怒平息之后美国发现,中亚反恐并不能为美国和西方带来多少重大现实利益。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塔利班在等待“以时间赢取美国”,现在看来,他们的战略似乎可行。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需要将他们纳入和解进程,他们“胜利在望”。
美国与西方的“去”,更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密切相关。当反恐战争取得击毙拉登等基地领导人“重大胜利”时,美国便开始“修正”路线,重拾“9·11”之前遏制中国的战略,实施“战略东移”、“转向亚太”、“再平衡”,将主要精力放在“主要竞争对手”身上。为此,美国筹划着增兵亚太、强化同盟、分化东亚、掌控地区。但实际上,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拥有战略反制能力的中国周边增加军事存在,一是没有防范必要,二是恐吓不了,三是使用不上,四是兼顾不了其他地区。而美国无论在欧洲、中亚、中东还是北非等问题上,在兵力使用时也体现出与其传统相当不一致的谨慎与迟疑,企图避开其他地区的干扰,聚精会神地推进注定是资源浪费、战略失误的“再平衡”。这些,也是美国撤离中亚的重大背景。
同时,超级大国历来将中亚视为世界“心脏地带”,视为战略要地,视为遏制战略对手的潜在前进基地。美国、北约撤走了作战部队,但是他们一定会显示其重要存在。美国国内有种声音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现在美国不会完全撤离阿富汗。美国有一名学者也说,“零存在”将完全排除在美国的选项之外。然而,大国竞争和博弈,本身就是消极的,更没有尊重和兼顾地区国家自身的发展和安全,不利于地区国家自身的独立自主和独立外交,给当地带来了无数的政治动乱、内战,甚至军事入侵。
没有干涉的乱与稳
美国撤军之后,阿富汗是否会陷入内战、中亚是否会混乱动荡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长达13年的反恐战争之后,塔利班仍然得到相当一部分阿富汗民众的支持,仍然是影响阿富汗未来稳定的重要力量。塔利班有过执政经验,先后跟两个超级大国殊死较量,阿国内已没有真正能制衡塔利班、阻止其重新上台的政治势力及武装力量。塔利班说,美国有大炮,他们有时间,他们也真的熬来了这一天。阿富汗下一步是和解,还是内战?是长期动乱,还是短期阵痛?这已成为该地区国家与人民的重大关切问题。同时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种族和资源纷争掺合其间,也增加了动荡的概率。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恐怖势力抬头的可能性随之剧增。中亚是恐怖主义发源地,当地恐怖组织曾多次提出“伊斯兰建国”,而今这一理念已在伊拉克实现,成为影响中东稳定的重要存在。伊拉克战争和中东、北非的政治动乱,使得恐怖组织可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更可能从北非到中东、从中东再到中亚连成一片“恐怖地带”。美国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但是“伊斯兰国”的战略纵深却愈加扩展,很有可能扩散或转移到中亚地区。为此,美军在中亚的撤退,从长远看来对地区是福;但其撤退的时间节点极其不负责任,短期内对地区又是明显的祸。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必将成为中亚的主流。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扁平化。欧洲比较发达,东亚蓬勃发展,连接欧亚大陆的中亚不可能长期处于低谷,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在信息化浪潮下,其发展速度还可能更快,可在短时期内获得重大进步。中亚,不仅是世界的中亚,更是中亚人民的中亚,中亚的稳定必定是内源性的,域外国家至多可以提供所需帮助。
中亚人民的望与路
从历史角度看,和平与稳定,应属于当地、源于当地、为了当地。近些年来,中亚地区追求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意识强烈,各个国家相继推出各种发展战略,部分国家GPD增幅达到10%。地区区域组织在安全、发展方面也发挥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地区政治界、学术界已经拥有基本共识:民族和解、宗教和解、国家和解,是最佳出路。
地区国家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是一体的,如果在一个领域达不成和解,还可在多个领域追求“整体平衡”的和解方案。无论国际关系还是文明关系中,不仅需要西方的博弈和竞争,还应有我们东方的系统思维与和谐精神,“道”、“术”合一,方能久远。
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和北约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然后走人,理论上、道义上似乎都应当由他们“负责任”。但如果没有巨大利益可图,是谁也拉不回来的,何况他们“帮助”的方式还不一定受当地欢迎。缓解中亚可能面临的危机,应当由联合国来领头担责,比如有必要在阿富汗新开一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以维持稳定、推进发展。同时,地区也应该联合求和平、共同谋发展;地区组织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上合组织可以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合作更多,在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合作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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