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与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西南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许陈友仁访日之前,军部为牵制张学良的兵力于关内,以利于在关外发动事变,已经派遣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而石友三7-8月间发动的反张、反蒋叛乱,也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广州方面还派遣邹鲁北上华北,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武力反蒋之事。邹鲁住在天津期间,土肥原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多次与他会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邹鲁去主持东三省。这是日本同时插手华北与华南反蒋运动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两广军阀中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9月20日,蒋介石与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会商时局。蒋氏说:“日本侵我东省,如我内部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此时当谋团结为先。”21日,蒋返京后召开会议,商讨与粤合作办法,蒋氏主张:“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并提出三种方案:“一、令两广军阀中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两广军阀的割据地
然而,九一八事变在两广军阀眼中,却成为可以用意逼迫蒋介石让步下野的工具。就在同日,粤方唐绍仪、孙科、汪精卫、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人联名通电,敦促蒋氏下野:“日剿共救灾对外诸问题,非执事下野无法解决;而推倒个人独裁,实行训政,造成民主政治诸根本问题,尤非执事下野无从开始进行”,并声称“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政府”。粤方通电,显然要蒋氏先下野,后谈和平统一。
此后,虽然蒋介石步步退让,按照两广军阀中粤方的要求先释放了胡汉民,调动南京驻守部队构成以保证粤系代表安心不受控制,又连续举行了广州和上海两次和谈。但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长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彻底反蒋的道路,在他主持下,两广军阀中粤系更是一口咬死,任何方案都非蒋介石下野不可。蒋、胡矛盾与宁粤对立,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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