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汉族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容忍,更不会让其蔓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消解大汉族主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若干实质性措施。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澄清。大汉族主义首先是一种观察、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从思想上进行澄清,是消解大汉族主义的前提。
1.对大汉族主义实质的揭示。1953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党内指示时认定: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这一判断实际上指明了大汉族主义的阶级属性或大汉族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对于建国初期的情况而言,大体是恰当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把大汉族主义思想完全视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既不利于保护汉族干部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认清大汉族主义产生的复杂原因,有其失之偏颇的地方。周恩来也认为:大汉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一致。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认为,“大汉族主义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以宗派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历史上根源于封建行帮行会。毛泽东将大汉族主义视为宗派主义,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汉族主义的封建属性。
中央反对大汉族主义,倡导各民族和谐共处
2.对大汉族主义根源、表现、危害的分析。建国初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及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对大汉族主义的根源、表现、危害都有一定程度的揭示和分析。如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便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由于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汉族人民中,以至在汉族干部中,还存在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例如: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承认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相信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等等。刘少奇指出:“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起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也完全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类似这种分析,对于大汉族主义的消解而言是必要的,有利于干部、群众认清大汉族主义的根源、表现和危害。
3.强调消解大汉族主义的重要性。对于建国初期大汉族主义的情形,毛泽东的基本估计是:在民族平等基本实现、民族隔阂基本消除的地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只是残余;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大汉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不能说只是残余。因此,“目前时期主要的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l954年10月,针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中央提出,“批判大汉族主义已成为当前民族工作中端正思想作风的中心一环”。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重申:为了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论断,视批判或克服大汉族主义为改善民族关系的重点,实际上都强调了消解大汉族主义问题的重要性。
总之,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消解大汉族主义采取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既有思想上的教育、制度上的安排、工作方法上的要求,也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等具体的、实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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