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遵义会议上毛主席遗留的百年谜团！(10)

　　1938年春，日军进攻武汉，长江局积极配合国民党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方面，毛泽东发表 “论持久战”的演讲，再次论证片面抗战的必然失败和游击战的合理性。毛的这篇演讲无疑与长江局的主张相左，所以长江局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的这篇 文章。（新华日报由长江局负责出版）王明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在早些时候的3月份，任弼时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在这份大纲中糅合了毛泽东和王明的政治观点，即迎合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修饰”了毛泽东，加深了共产国际对其的印象。

　　在任弼时之前，王稼祥于1936年夏天赴苏疗养，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得分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回国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后由任弼时接任。

遵义会议老照片

　　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并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这道“圣旨”无疑为毛王之间的较量起了宣判的作用。毛能够得到季米特洛夫支持固然有王稼祥的功劳，而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的下台也是原因之一，更何况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治对手。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毛的威望迅速上升，在与王明争夺党权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王明的出局使毛真正成为了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毛泽东于1942年初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利用其无可匹敌的政治优势，对王明，张闻天， 博古等“教条主义宗派”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批判和整肃，并对上层机构进行了重组，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 口号响遍延河两岸。